相信許多參加國考的學員都是第一次接觸政治學。
在講課之餘，我常希望能「輕鬆」地問大家：喜歡它嗎?！
我猜，持正面學習觀的學員應該會比較客氣的說：好博大精深的一門考科！
而持比較負面學習態度的學員大概也會這麼看待：好艱澀的內容~~考這個對公職生涯有用嗎?
以下是中央研究院胡佛院士的部份訪談稿，雖然原先的對象是高中生，
但希望對政治學這門考科有「人生困惑」的學員提供一些「敏感度」方面的培養。
(我經常在想：只會背法條的公務人員常被譏為「法匠」；而「政治學」就是希望各位準公務員
能琢磨出一顆「體會之心」，如此一來，行政學上所謂「行政關懷」才有落實之可能！)
一、 是什麼吸引您去唸政治學的？
我唸政治學起步比較晚，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才唸政治研究所。高中時就開始分組，我唸生物組，後來考上京陵大學農科，我認為唸農科可以幫助農民改善生活，對國家的幫助很大，蔣彥士先生、楊國樞先生也都是唸農科。從大陸來台灣時因為身體不好，醫生說需要多休息，因為唸農藝系需要育種、田野調查，怕身體吃不消，所以希望轉唸別的科系。
民國四十年我考上了台灣大學法律系、中興大學農科及師大生物系。後來選擇唸台大法律系，唸了很多的規範、制度、條文等基礎性的東西覺得很好。那時侯我常常在想，這些條文的背後是什麼？就在那時侯我開始對憲法產生興趣，憲法裡面有很多原理、原則，但是這些原理、原則都是政治性的東西，和其他法律比較不一樣，例如像公司法、民法這一類偏向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財產、債權等。可是憲法不一樣，憲法牽涉到國家立國的原理、政府的結構、人權等。進了法律系之後，就對民主政治產生濃厚的興趣，對人權有相當的信念。也開始談﹁思想﹂、﹁文化﹂的問題，總是覺得要有新的文化、新的思潮。我和一批同學一起辦雜誌，這本雜誌在台大很有名，叫做﹁台大思潮﹂。當時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蠻深的，可以說是後五四運動的浪潮，那時候很重視思想、文化、改革，所以對民主、人權就產生影響。在這個情況下，我對憲法就產生極大的興趣。
台大法律系畢業後就考慮將來要做什麼？大部份的同學到司法界服務，這些同學現在在司法界都非常有前途，不過我當時並不想從事司法界的工作，希望對政治的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另外我對文化思想有興趣，希望在這個部份做一個鑽研。那時候︽自由中國︾雜誌很流行，常常有人問我是不是受殷海光先生的影響，其實我和殷先生沒見過面。我們這一輩的知識份子，由於受五四運動和個人生活的體驗的影響，一方面覺得中國應該要富強，另一方面覺得應在制度上改革，不是只喊一喊﹁反攻大陸﹂就可以解決，有很多更深的問題要談。但是那個時候的政府相當程度違反憲政，用臨時條款，把很多憲法的條文凍結，用特務箝制民主政治的發展。那時候覺得必須要對社會有所貢獻，希望現代化的觀念能發展出去，所以那時候在台大推動﹁新文化運動﹂，希望結合傳統與現代，把思想再推展出去，這些都影響到我做學問。
做學問一定要有胸襟和基本的價值觀念。假如人生的境界小小的，可能做不了大學問，這和人生觀有關。所以我後來就決定再去念研究所。當時政治研究所不多，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的師資都是一些比較新一點的，留英美的老師較多。那時候覺得政大研究所很好，而且那時政府也很重視政大政治所，因為要﹁反攻大陸﹂，需要有高級的人才。台大法律系畢業後，就去考政大政治所，競爭很激烈。當時的老師有薩孟武先生、鄒文海先生、王雲五先生等。念政治所之前就把台灣有關政治學的教科書就先看過了，看了之後有一個感覺，好像談來談去都是談制度，比較是一種形式的規範。其實政治跟人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制度是人訂的，但是那個時候﹁行為科學﹂還沒有興起。我覺得政治應該是有﹁靈魂﹂、有﹁血肉﹂的東西，所以在入學考時在考卷上寫這些，結果分數很高，我想教授們對我的想法蠻欣賞的。所以我現在對政治學的探究，主要都是與政治行為有關。後來覺得需要再到美國進修，因為我對憲法還是很有興趣，到美國時就唸政治研究所，這是我求學的過程。
二、 過去有那位偉大的政治學者對您的啟發最多？有那位人物對您的思想及生涯有最大的影響？
我剛剛提到，在國內的時候，某一種程度與生活體驗有關，如果生活體驗不夠，光是有一個偉大的學者對你的影響還是屬於比較浮面的，我個人的想法是，自己一方面要對基礎理論的東西多了解，一方面要有生活的體驗，對歷史、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這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對基礎理論的了解，可以做很好的傳播者，但是如果要做一個有啟發性、有研究的學者那就不夠，如果有生活的體驗，再加上學者的知識，就會比較有批判性(critical)，有自己的看法，可以驗證這個看法對還是不對，就會有自己的東西出來。對國家有感情，有這一股推動的力量，才促使你去做。除此之外，當然也要有理性，這是需要搭配起來的。基本上，我一方面看書，一方面和自己的生活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dialogue(對話)的關係，對做學問有幫助。我自己檢討後覺得沒有那一個學者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因為我是走自己的路。在這之前當然有很多學者影響我，但總覺得都是在講國家的關係，好像沒有把﹁人﹂擺進來，這和我個人的生活體驗有關。中國政治搞得那麼壞是和人有關，要不是人自私自利、思想不現代化、對很多東西一知半解，不會搞成這樣。這一點對我蠻重要的，我不是那種書呆子型的學者，比較critical一點，好的我們要吸收，不是照單全收，我相信自己可以創造的更好，這是我基本的個性。
我常常講﹁盡信書不如無書﹂，不要老是講這個學者有什麼見解、那個美國學者有什麼意見，應該想想自己有什麼意見，我想這和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很多學者也一直在修正他們的理論，為什麼我們一直黏在上面不動呢？這一點蠻重要的。我是有受一些學者的影響，但我並不是哪一派，我沒有派。我比較注重﹁人﹂、﹁文化﹂、﹁行為﹂，從科學的精神去作研究。例如我們那時在中研院進行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研究，總覺得研究本土、中國、台灣，希望得到的理論能夠解釋的更大。根據我們本土的環境做研究，但是得到的成就要更大，而不是將某一些西方文章翻譯成中文，就叫做本土化，我想這太形式了。我比較難被某一學派所套住，做學問的時候一定要腳踏實地，根據資料、科學的方法去進行。
我對政治的關心，和我從小唸的書有關，從小唸的書是孟子，非常喜歡，因為它有很多對話，不像論語，它的對話比較少，孟子比較生動，而且是我啟蒙的書，受他的影響很大。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中，我覺得 中山先生對我影響也蠻大的，他講的東西的確和中國有關，我不把它當教條來看。梁啟超、胡適之、張君邁等人對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影響。後來到美國唸書，先開始從比較政治與政府、憲法入手，當時選憲法的課，以為在台灣已讀過憲法，應該不難，所以選讀美國憲法的判例法(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每天要看許多的判例，非常辛苦，但是對我的幫助非常大。那個時候的大法官例如馬歇爾等有名的判決非常的好，對我來講非常的重要。美國憲法是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所以我就耙梳它，它怎麼來的？美國這些新教徒、清教徒怎麼會跑到美國來？它怎麼會有契約(Contract)的觀念？美國制憲會議記錄的第一手的資料中，制憲會議的代表如何發言？如何形成妥協(Compromise)？以及美國革命、開始制憲的地方，我都親自體驗過，對我來說親身體驗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唸判例法、憲法的制定、政治思想，以及美國一些政治思想家的大作，從自然法的觀念，到契約論的觀念，這些對我憲法的觀念有影響，對憲法的基礎也比較牢靠。我也受到像洛克、盧騷等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影響，但是對這些西方的思想理論制度，我們在台灣的學者，往往受到一些政治哲學的影響，像盧騷的影響、洛克的影響等等，這是一派。我想包括胡適之先生、殷海光先生都是這一派自由主義思想的延長，這一派當然也影響到我。但是我感覺我受到落實民主法治這一派的影響比較大，也比較深厚。像英國人Blackstone 、Coke、Marshall等等，這些人都是從﹁法﹂的觀念來闡揚民主和自由的理論。在美國這一派是和洛克連在一起的，但是在我們中國不完全是如此。中國也有這樣的學者，像張君邁先生，他和胡適之先生不一樣，曾經為了玄學和科學有一些爭吵；像陶百川先生、梁啟超先生、宋教仁先生還有我，我們都是比較傾向於這一派的觀念，不是談憲法的哲理，而是進一步從法治、憲政的觀念來談。常常有些學者和我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的法律學背景使我從邏輯、科學的立場來看問題，不願講泛泛的話。
後來開始接觸到政治行為方面的東西，曾到耶魯大學做訪問教授，那個時候是耶魯大學行為科學最盛行的時候，是我平常很重視的一個方向。憲法也有文化的問題，台灣也有憲法，但是為什麼不能好好施行？為什麼還是有人治？憲法條文凍結在那裡，然後再制定一個臨時條款，這後面一定有文化的問題，所以我在耶魯大學的時候就考慮到這個問題。當時有兩個學者Almond和Verba合寫了一本Civic Culture(公民文化)，我覺得蠻有價值的，他的架構我不一定同意。在台灣我們自己發展了一套架構，但是基本的觀念和他有相當的關係。另外，David Easton提出政治系統論(Political system)，這些都對我有一些衝擊。1969-70年回來台灣後，從政治文化入手，重新發展我自己關於政治文化的架構，一直到今天。另外，我感覺政治學一定要重視實證的研究，不能只是空談，所以開始運用統計的方法、量化的方法、抽樣的方法。那時在政治學界引起相當的爭議，系上的同仁不能接受，他們都是談制度的，認為政治不能用數字來表達，我那時講Easton的 input、output觀念，很多學者不能接受，造成我蠻大的困擾，現在的情況已經和當時不可同日而語了。
三、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現在修讀政治學好嗎？
過去一般人對政治學有一些誤解，因為把政治學和現實的政治聯想在一起。學者和政治人物扮演不同的角色，我認為政治學是社會科學中非常重要的一門科學，我們是研究政治的關係，政治關係最根本的就是探討權力的關係，有了人群就有權力關係的存在。人群在社會各方面都有，最小的單位例如家庭、家族、社團，大至於一個政府、國家，都是一個群體。有了群體必然有權力的關係，過去傳統的政治學是把權力的關係放在國家和政府這一方面談；從政治行為來看，在家庭當中就有權力的關係。例如父母對我們有比較大的權力，傳統的家庭父母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現在的家庭比較民主，兒女有相對的自主權，更多的自由、平等權。西方學者說天堂有上帝，上帝的權力最大，我們有菩薩、玉皇大帝最大，地獄有閰羅王最大，很多小說寓言都和權力脫不了關係。這種權力假設我們不去探討，對社會科學本身就不可能有更廣闊、更深的知識。進一步談，這種權力的關係是影響與被影響的關係，被影響時覺得有壓力，影響別人時，別人抗衡，你也覺得有壓力。就像有些人說政治不要去碰，碰了會很痛苦。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接觸，這就是你的生活，離開不了，在人群裡面就會接觸到政治。經濟、社會、國與國間都會受到政治的影響，我們不要逃避它。這種權力的關係很值得去研究，因為過去沒有好好的做研究，或受現實社會的影響，沒有有視野、有基礎的學者一起來做，所以對政治的了解不夠，將來能有一個方向去關心它、分析它，找到裡面的問題、找到理論去解決問題，然後提高政治生活的素質，我想這是大家願意做的。
四、 高中生要如何發現自己具有研讀政治學的天賦和特質？
首先要對社會國家有一份關懷、愛心，這份關懷、愛心與小時候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現實社會給我們的衝擊都有關。你必須要有人文關懷，沒有這份關懷，人生的境界就比較個人化，這種人對政治學不會感興趣。另外也必須多體驗社會的生活，要多了解現實生活。我們年輕的時候，經歷過八年抗戰及西方社會對中國人的壓迫，有這樣的人生經驗。現在的年輕人當然也有一些經驗，但是要對這些經驗敏感一點，不能太麻木，麻木就變成不仁，多體驗人生，這是很根本的。做政治學研究，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研究，並不單純，一方面要對學科或希望進行的研究有一個整體的看法，因為政治牽連的很廣，和其他因素有交互影響，例如家庭和國家，要有大的視野；另一方面研究的時候必須很具體、很落實、很精細。一方面要能大、一方面要能小，比一般的研究來的更困難。這和自然科學不一樣，可以不斷的做實驗。我們觀察一個選舉行為，如果觀察的不好，不能要求重選，要有非常敏銳、精確的觀察。所以社會科學的研究絕不比自然科學的研究來的容易，要對人有體驗、有洞見(insight)，從自己體驗自己，然後看大，這樣才能做好研究。薩孟武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數學要好。﹂但是我們念社會科學的人都是怕數學，不然不會念社會科學。我非常同意他的話，數學好，邏輯推理能力就好，比自然科學更需要有整體的看法和分析能力。這和西方不同，只要有興趣就來念。這點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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