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的話：「統治者擁有善良的品行固然是好事，但統治者不可能也沒必要因此就『固守』所有受人讚揚的品行；統治者應該竭力避免那些可能招致亡國的惡行，但相對地，如果這些所謂的『惡行』可以挽救國家於水火的話，統治者就必須放手一搏而毋須考慮是否遭受罵名：手段是用來為保存國家這個目的服務的！」現代政治學之父馬基維利(Machiavelli)近四百多年前的「微言大義」，現今仍值得品味！(課本部分可參閱p.4-9~11)
江宜樺剛上任閣揆，就表示願主動拜會在野三黨主席。他認為民主不能只是制度及遊戲規則，還要良性互動，才能形成良性政治文化；這是「民主扎根的過程」，也是朝向「富而好禮的社會」。他的動作及談話讓民眾嗅到與扁、馬、蘇、蔡這些「法律人」不同氣質，而更像「政治人」。在講究法律手段的法律人把台灣政局帶向對立死巷，長久掙脫不出後，現在該是政治人上場時候了。
法律人大多瑣碎、細膩、斤斤計較、少同情憐憫、但問輸贏及適法性，經常過度冷靜而成冷血，不然就是過度迂腐而成法匠，或精於玩法而成精算師。從阿扁崛起到蔡英文主席任期結束，民進黨領袖表現的正是這些特質。阿扁的刁鑽、玩法是一種類型，蔡英文的滑溜、言不及義是另一種類型。馬英九近似蔡英文，民進黨律師群則介於扁蔡之間。十二年來，朝野對立僵局無解，法匠及精於玩法者太多，不能不說是重要因素。
政治人注重政治考量及政治手段，不是「依法行政」的法匠或以「依法行政」逃避責任的不沾鍋。相較之下，人情義理及政通人和對他們更為重要。他們也許更精於權力運用（而不像法匠緊握權力卻不善運用），但他們也更知道互惠妥協。蔣經國及李登輝都屬政治人典型，古今中外英明君主也是政治人典型。
政治人典型在民主時代格外需要。因為民主靠說服及投票，民主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與非民主時代動輒訴諸武力及倚法律為迫害工具，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國家有所謂「政策悖論」，反對黨明知政策不當或故意唱反調，還往往執意而為，因為他們只對己方政策及支持者負責，如同當年美國共和黨國會領袖杜爾名言：「如果我們表決贏了，我們就是真贏；我們表決輸了，我們也贏。」即使政黨輪替，朝野易位，這種「政策悖論」照樣風行不衰，成為反對黨的慣伎。
面對反對黨「政策悖論」，執政黨有政績壓力，不能放任朝野長期對峙。解決之道就是執政黨先釋出善意，主動溝通、說服、妥協，不能「贏者全拿」，反對黨則「見好就收」，禮尚往來。而偏偏十二年來民主台灣都是法律人當政，缺少足夠政治彈性，社會的民主政治文化根基又淺。
馬基維利四百多年前在〈李維史論〉已論定，有兩種民族不適於共和政府，一是習慣於君主獨裁而從未享有自由的民族，二是已經腐化的民族。台灣民主資歷短暫，對絕大多數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若不加緊學習民主必備課程，結果恐將如馬基維利歷史研究發現的：「這種民族很難保有自由」。
馬基維利也是典型政治人，他比較羅馬與佛羅倫斯兩種共和史，得出前者的法律是貴族派與平民派妥協的產物，羅馬共和國是靠制訂法律來結束爭鬥；佛羅倫斯的法律卻是一派鬥倒另一派的產物，法律制訂是新一波鬥爭的導火線。因此，羅馬共和穩定而持久，佛羅倫斯內訌不休而衰亡，終至被外國併吞。
台灣要學哪種共和？當然是羅馬共和。而共和課程別無良策，相忍為國與各退一步而已。這是政治人的強項。江宜樺已退一步，蘇貞昌相應退出另一步，雙方表現均可圈可點。接下來該是「政治人思考」上場接手，「法律人思考」退場休息的時候了。
來源：孫慶餘(中時電子報/201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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