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的小宇宙日常

以下是今天地特三等政治學淺解(包括課堂資料對照)，很幸運的，在我們部落格考前〈時事猜題〉當中幾乎都有提醒學員必須留意，甚至之前題庫班及函授學員的〈月例習題演練〉也都動筆過囉…今天在考場上若寫的不順心，就真的不應該唷！

 一、如何化解族群衝突與分離主義的離心力，向來是民族國家的重大挑戰。有論者主張以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作為解決方案?請說明文化多元主義的定義與政策內涵，並評述其成效。

效。

【淺解】

考前部落格猜中，課堂又十分強調，還說今年要把Young教授的「差異政治」概念準備起來，您做到了嗎？！(可參閱黃靖編著，2017，《縱橫政治學》，p.8-19; 8-22)

(一)文化多元主義的定義：

有的時候被稱為「多元文化主義」，探討的是一個多族群社會中，不同文化（語言）群體之間，如何建立一個較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社會，以避免激烈的族群紛爭。在現象上，它描述多元族群存在的事實，反對「大融爐」式的描述；在理論上，它指涉對於「認同政治」、「差異政治」等理論的探討，批判傳統自由主義「平等」概念的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多文化主義還是一個具有規範意義的名詞，它強烈的認為應該發展「多文化政策」，以「雙重權利」的政策規劃，維護弱勢族群的文化權益。

(二)政策內涵：

1.雙重的權利體系：傳統自由多元主義的政治觀，就是強調平等權利，以破除封建時期的特權不平等；但差異觀點則要求區別不同，並且應差異對待。例如要求公私企業機構依照比例進用殘障人士或給予原住民優惠的媒體接近權利等。

2.社會分配平等與社會參與平等：如何決定少數族群需要何種特殊政策保障呢？芝加哥已故政治學者Young就提出區別「社會分配平等」與「社會參與平等」的概念。一人一票是法律形式上的社會分配平等，但對於弱勢族群而言，則可能永無投票獲勝的機會。因此，從參與權平等的觀點來看，則應透過社會政策的特殊安排，讓所有人都有實質的機會發展和運用其能力，實現其自由平等的選擇機會。

3.族群差異觀點的政策設計：

Young針對族群政策設計的具體做法提出以下四個原則：

(1)族群成員得成立自我組織，以擴增其集體力量。

(2)制度決策者應提出族群分析及族群政策，以顯示他們具有族群意識，重視族群問題。

(3)對直接影響族群之決策，族群應具有否決權，而非聽任平等投票制。

(4)應採用「族群代表權」制，在設定公共議題時，能夠保證族群的聲音被聽取及受到重視，因而提升社會正義實質的內涵。因為透過族群代表聲音受到重視，可以擴大社會的相關討論，增進實踐智慧。不過，須注意的是，族群代表權制，並非指一般社會或利益團體，而應僅適用於被壓抑的弱勢族群。

(三)評述成效：

1.正面成效：促成「差異政治」概念的興起

1960年代，西方崛起以議題為主的新社會運動（尤其是後物質主義運動），不再將差異與不平等劃上等號。進言之，由於體認不存在政策可以使女性變成男性、黑人變成白人，且女性與黑人也不見得想改變她們的性別或膚色。重要者，她們所希望的是和男性或白人之間的差異能夠得到承認與尊重。是以，在政治場域當中，重要的不只是政治的議題或理念，「參與者是誰」（The Politics of Presence）也同樣重要。

2.負面評效：

(1) 文化與弱勢族群的界線應如何定義？事實上，隨著時代的變遷，任何界線都是不斷消長的，族群之間的界線尤難劃分。

(2) 多元文化主義強調政府應該制定特殊優惠政策，來維護弱勢語言族群的文化，但是文化的活力仍相當程度的需要依靠自發的力量，藉由外界力量的干預，是否又成為另一種扭曲？

(3) 是否強調彼此瞭解尊重即可輕易化解？事實上，各文化為了鞏固自己的文化往往會不經意貶低其他文化，或強調其他文化的負面價值，這種對他者（Otherness）的否定往往是很難避免的，令人不禁質疑多元文化主義如何有效解決這種價值衝突呢？

二、何謂「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請討論華盛頓共識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係?並評論之。

【淺解】

考前部落格又猜中！這題要拿更高的分數，要能與「北京共識」做參照！(可參閱黃靖編著，2017，《縱橫政治學》，p.11-23; 12-55)

(一)「華盛頓共識」的意涵：

1.美國的「霸權穩定論」：

由於蘇聯集團的瓦解，在1990年之後的十餘年間，美國的經濟實力達到其他主要挑戰者總和的程度，軍事支出亦達世界的近半，可以說已經符合了嚴格的霸權標準。於是1970與80年代對霸權終結的憂慮在1990年代快速轉變為對自身安全的昂然得意，並認為美國可以在自己所樂意的時間與地點進行所欲的干涉。

2.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伴隨著美國獨強，而成為此一時期世界主流話語的，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此一1970年代後期開始的意識型態，源自對二戰之後福利國家的反挫，強調減少政府管制，讓政府從經濟事務中脫身；並且開放國內市場，將公用事業和自然資源部門的投資私有化，廢止最具保護色彩的勞工法律，頒布強有力的保護國內外私有財產權的法規，減少對公共衛生的投資和社會福利。

3.主張「全球化」思維：

此一變化，對學術、政治、社會思潮構成整體影響，構成引人注目的「全球化」思潮，並也因此與一些其他的概念息息相關；在經濟理論上，稱為「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界，稱為「華盛頓共識」；在學術圈稱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公眾意識型態中稱為「全球主義」，或者稱為「全球化」，也有人稱之為「新經濟」。

(二)華盛頓共識所導致的「全球治理」模式：

1.多元中心主義（Polycentrism）：儘管聯合國在現代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主導角色，但全球治理是多元而非單一的，全球治理在不同的議題範圍有不同的制度架構和決策機制。

2.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國家和政府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保有一相當的影響力，此現象反映在普遍國際組織對於共識決的傾向以及微弱的執行力。

3.不同參與者（Mixed Actor Involvement）：國家和國際組織除外，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包括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及其他屬於全球公民社會的機構。公私交界的模糊代表在國內政治中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分辨，在全球決策中不存在。

4.多層次過程（Multilevel Processes）：全球治理的運行係透過不同層次的團體和機構（市、省、國家、區域、全球）之問的互動，沒有一個層次擁有支配性。

5.去正式化（Defomalization）：全球治理通常是透過基於慣例以及非正式的國際建制來運行，而非正式的法律實體。

(三)對「華盛頓共識」的評述：「北京共識」的挑戰

2004年5月11日，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於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表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對中國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成就及其經驗作了分析。雷默指出革新、試驗、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在發展的過程中要積極維護國家利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質、處理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矛盾，要重視自主發展，在保持國家獨立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因此「『北京共識』非常可能取代『華盛頓共識』」。而這種取代將不僅是經濟的，因為「北京共識」還考慮到社會和國家安全策略，因此堪稱是對霸權意識型態的全面性挑戰。

☞最後這個評述，也可以用政治學者福山的「政治秩序論」來進行挑戰，應該也能獲得閱卷者的青睞！(請自行翻閱單元11的內容)。

三、政治學研究於一九八○年代興起了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途徑，請討論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取向、特色與成果為何?

【淺解】

這題，有上過課及拿過課堂補充講義的朋友，完全沒資格說不會寫！(可參閱黃靖編著，2017，《縱橫政治學》，p.1-27及相關課堂補充講義)

(一)歷史制度論的研究取向：

1.持平而論，由於對偏好起源的看法對立，理性選擇制度論在解釋個體行動時似乎有低度社會化之嫌，而社會學制度論卻有過度社會化之疑。對此，歷史制度論則試圖採取更為折衷的分析立場，在不否認個人擁有計算自身利益的能力下，整合結構與理性的衝突。

2.這種整合的工具就在於把「歷史」因素引入制度分析當中。但相對於行為學派只是把歷史當作單一時間點的功能性研究，此派學者更強調歷史可以提供一種「發展」（Development）的觀點，可以讓研究者將制度現象置於寬闊的事件序列（Sequence of Events）中來分析。

(二)研究特色：

此派學者主張，欲掌握制度現象的發展，必須先分析特定的歷史遺緒（Historical Legacies）及關鍵轉捩點（Critical Junctures）兩項特性，並據此發展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t）模式。「路徑依賴」係此派學者相當重視的制度分析工具，其指涉事件在歷史過程中的發生順序（Order），將會影響未來的發展軌跡與方向，並提供政治行動者進行策略選擇的限制條件與機會也由於將制度「安插」在特定時空意義下的歷史系絡當中來理解，此派學者的觀點對跨國制度比較研究有相當大的實益。

(三)研究成果：

1.對「時間因素」的重視：

Pierson在其名著「時間中的政治」（ Politics in Time）（2004）一書中，亦再度重申當代社會科學的缺失乃是研究方法上大多採取「快照」（snapshot）角度來觀照社會生活，並據此呼籲應該重視「時間」（temporality）變量對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包括尋求區別各異時間點的開展過程、界定這些過程之所以發生的系絡條件以及理解社會生活中時間面向對制度產出的重要作用。申言之，Pierson認為，「歷史」對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在於能將靜態的社會影像轉變成連結特定關鍵時刻的「動畫」（moving pictures），俾研究者探詢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循此，相較於靜態定點的研究取向，研究者必須認真面對造成制度變遷的因素其實係同步引發（synchronic）的事實。

2.再發展出「斷續均衡」概念：

相較於路徑依賴模式對制度變遷的解釋聚焦於平緩（smoothly）乃至於滯塞（stasis）等連續變遷面向，斷續均衡概念所欲解釋的主要係政策領域通常可能因為某種外來危機（crisis）而發生政策方針突然大幅轉向，以致造成大規模制度變遷的情況。從經驗研究的角度來看，斷續均衡理論的確能展現特殊的解釋力。譬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者Jone對1950年代杜魯門政府大幅對社會安全政策改弦更張的研究指出，制度在特定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中積淀輸入項與輸出項之間的轉換成本，一旦這些轉換成本陡增，制度摩擦（institutional friction）也將隨之升高，一直到既有制度安排再也無法承載這些成本時，將導致制度斷裂的情況，惟經過短暫的政策擾動之後，制度均衡點仍會再度形成。

四、近年針對全球民主的發展狀況，民主理論學者觀察到「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的全球性趨勢，請敘述何謂「民主衰退論」?請分析其原因，並舉實際案例討論之。

【淺解】

這題也被我們猜到囉！「民主衰退」有很多不同的名詞，有時稱「民主回潮」，有時又稱「民主失調/失靈」。答題版本也可分為兩種：可以針對杭亭頓的經典來闡述；也可援引最近常被提及的「民主赤字」或「威權韌性論」來論述。基於篇幅，精簡提供兩種版本：

☞版本Ⅰ：杭亭頓的觀點(可參閱黃靖編著，2017，《縱橫政治學》，p.11-39)

1.民主政權若總是未能有效地運作，這將日漸消損其正當性：

民主政體若是長期不能供給人民福利、繁榮、公平、正義、國內秩序或外在安全，就會慢慢地消磨民主政府本身的正當性，而人民對民主體制失敗而造成的不滿就有可能增加。

2. 全球國際經濟因素：

更具體地說，倘若再度發生像1929年至1930年那樣的全面性國際經濟崩潰，也有可能會減損許多國家民主的正當性。

3. 其他國家的示範效果：

任何民主化或正在民主化的大國若突然轉向威權體制時，都可能在其他國家引發類似的滾雪球行為。

4. 地區性威權國家的蠢動與勃興：

譬如像中國大陸這樣經濟突然高速發展但政治上卻依然實行威權體制的國家，假如在東亞地區挾其政經實力持續擴張其勢力和控制，那麼，東亞那些表現不如預期的民主政權勢必大受影響。

5. 威權主義的多樣性與復甦：

譬如「宗教基本教義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橫行。

☞版本Ⅱ：民主赤字因素(可參閱黃靖編著，2017，《縱橫政治學》，p.11-38)

1.需求面的民主渴望：

從總體來看，高度發展社會或許會因為民眾具有較高程度的知識背景、認知能力與民主價值，因而存在較高的民主赤字（即需求大於供給）。

2.政治溝通的負面報導：

就政治溝通的角色上，媒介鬱抑論（Video Malaise）主張傳媒對公共事務報導與內幕的揭露，將強化閱聽者負面感受，如對政治體系的疏離與犬儒主義等。因而就民主態度上，我們可以預期媒介暴露、使用與負面報導，或許將降低民眾對政府的表現認知，因而增加民主赤字。

3. 制度供給層面的評價：

民主過程的結果若較能以理性選擇論的角度來看事情：譬如對治理品質（如人權、法治、貪腐指數等）有較多要求的社會，民眾的民主滿意度通常不是可以很快得到滿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