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考點：（99年二刷版本）
1. 文明衝突論（p.12-16）
2. 國際恐怖主義（p.12-13）
3. 政治衰敗（p.11-14）
4. 三大政治經濟發展制度（p.11-12）
5. 選舉式的民主（p.5-62）
6. 威權獨裁與經濟發展（p.11-9）
*福山的新政治制度
郭崇倫（轉載自中時電子報 2011/4/12）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瓦解前夕，發表了膾炙人口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正好把右派知識分子想講卻不知如何措辭的概念，以黑格爾歷史目的論的方式呈現，一出版，立即洛陽紙貴，華府有些書報攤，刊載論文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期刊，比色情雜誌還暢銷。
福山那時還不到四十歲，搖身一變，成為最為人知的學術人物，整日演講邀約不斷，活躍在權力核心內，福山是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大師，在小布希當政時，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盛極一時，他們主張民主沒有例外，駁斥其他文明產生不了民主之說，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入侵伊拉克，希望建立穆斯林世界的新民主典範。
但研究革命的人多對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嗤之以鼻，哈佛大學女教授Theda Skocpol 專研法國、俄羅斯與中國三大革命，就對福山過於簡化的論點，強烈批評，但是最切中要害的，卻來自他在哈佛的恩師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他一九九三年發表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反對冷戰後的價值將定於一尊，相反的，他認為，衝突將來自更古老的文明衝突。
杭亭頓的看法，隨後受到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的印證，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後來雖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但是等茉莉革命一起，整個論點又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福山的看法再度勝出。
期間他也寫過其他的著作，如《信任》等，但都沒有像第一本這麼轟動，現在廿年後，福山又要出書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卷一（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十二日上市，佳評如潮，福山又回到他所擅長的大歷史哲學論述。
寫這本書其實是個偶然，恩師杭亭頓二○○八年過世後，他一九六八年的經典「變遷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要重印，大弟子福山被要求寫篇導言，重看後，觸發福山靈感。
福山治學是跨領域的，從人類學、生物學、演化心理學、經濟學到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而所有分析圍繞著中心問題：政治制度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瓦解？
在他定義下，好的政治制度包括三方面：國家執行力、全體接受的法治、以及統治者為行為負責，他想要研究，在不同於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環境裡，像是印度、中國與穆斯林世界，政治體制是如何形成的；福山的新想法裡，中國最近十年的飛躍式表現，尤其占有一個典範地位。
中國也很注意他的看法，尤其是一月在胡錦濤訪問美國時，他在金融時報發表了「美國民主沒有什麼好教中國的」，三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中國是下一個（革命）嗎？」；三月底，由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邀請，訪問北京，由副局長俞可平與他做了一場對談。
中央編譯局是中共中央的智庫，專門從事意識形態問題的釐清，俞可平問的問題當中，有些反映出中共目前的困惑與不安；譬如中國目前的制度是「姓社」還是「姓資」，這是中國學者爭論的問題，對福山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現在全世界，已經不存在純粹的資本主義，或純粹的社會主義，而是政府以不同程度介入經濟活動，來促進社會平等。
但是福山到哪裡都會被問到的，就是「歷史終結」之後，「新的歷史是什麼？」福山以市場民主與政治民主，做為歷史發展的終點，指的僅是人類發展的方向，已經確定；但是最近有人提出，類似中國的「威權政府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不是新的選項？歷史新的方向？
福山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模式的確是非常有趣，但是其他國家未必能夠複製，而且中國模式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也是個問題，他提出未來將面臨的兩個挑戰；其一是，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美國金融危機後，消費模式不再，中國必須開始擴大內需，轉向為平衡的發展模式；其二是，在政治權力集中的體制下，中國如何能維持高品質的治理水準。
但福山的兩個挑戰其實是蘊含在他對中國的假設前提中的，他認為中國模式之所以能夠繼續維持，有兩個前提條件，其一是中產階級，願意在經濟不斷增長的前提下，以有效集權的政府，換取政治上的民主參與；其二是，由於高度集權，中下階層官員的腐化，可以經過由上而下的懲處，但是如果最高層是腐化的，就會陷入中國傳統「壞皇帝」的困境，就像中共自己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從福山的標準來看，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雖然國家有效能，但是底下人民的不滿，要靠上面的人抒解民怨，不是上面的人為此去職負責，這離民主還是很遠，不過對福山來說，這樣的政治制度還是令人滿意的。從這點來看，他不愧是杭亭頓的弟子，政治穩定還是有最優先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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