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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極化」現象的受關注並非從這次美國大選才開始，早在川普1.0時代就備受討論。以下分享俞振華老師在四年前精闢的「夾議夾敘」時事評論，以及張佑宗老師從「負面黨性」概念對這種現象的解讀，紅色字體即是重要考點，考生可以直接記憶，也建議搭配總複習教材當中的整理過的「極化政治的原因」、課本單元七最後面〈政治學教室專欄〉台大李鳳玉教授對「政治制度與族群衝突的緩解」(也就是制度設計是否能幫助極化政治走向共識政治)的獨到研究見解一起準備！
美國的極化政治與憲政危機(俞振華教授見解)
(編按：2020年)11月初美國總統大選至今已兩個多禮拜了，雖然代表共和黨參選的現任總統川普尚未承認敗選，許多州開票結果出爐後即陷入選舉訴訟當中。不過，一般認為川普翻盤的機會不大，民主黨的拜登應能順利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
這次選舉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許多搖擺州的選情，不論是中西部鐵鏽區的賓州、密西根、威斯康辛，或南方的喬治亞、北卡羅來納、佛羅里達，甚至西部的內華達、亞利桑那等州，兩大政黨的得票數都非常接近。這次選舉雖然拜登在這些搖擺州多數獲得勝利，但贏的其實都很驚險。從2016年及2020年的經驗來看，未來這些州都還會是兵家必爭之地，甚至，基於人口移動及城鄉差異，所謂的搖擺州日後只會更多，不會減少。
從90年代以來，美國兩大黨的競爭就愈趨激烈，許多學者都發現，過去三十年來，不論是政治菁英或是一般大眾，政黨極化（party polarization）現象只有深化，沒有和緩的跡象—即兩大主要政黨在各項議題上，分歧只有更加嚴重，因此愈來愈沒有政策妥協的空間。但這種政策面或是「意識型態」的極化，對於民主政治並不一定不好，因為這讓選民更容易分辨兩大黨的不同處，除了在選舉時更容易做出選擇外，同時也更容易向政治人物課責。
然而，近年來意識型態的政黨極化，已逐漸轉變成全面性的極化。首先是認知（perception）的極化，譬如針對氣候變遷，民主黨支持者多數認為人為破壞環境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因，但共和黨支持者就不這樣認為。又譬如川普支持者不信任行之多年的通訊投票，認為那是選舉舞弊的根源，但拜登支持者就不這麼認為。這種對於事實的認知上差異，使得「真相」不只有一個，而是兩個，自然就更強化了政策面差異。
進一步的，兩黨也逐漸從理性思維的不同，轉化成情感上的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目前兩大黨支持者厭惡對手政黨的比例再創新高，甚至互相指摘對手政黨的存在是對美國有害的。這種情緒面的反應，甚至延伸到了生活上，譬如支持共和黨的公司老闆就比較不願意錄用民主黨的員工，或民主黨的父母不願意小孩與共和黨的支持者結婚。這種情感面的極化更是將共和、民主轉化成區隔「我群、他群」的認同政治，讓兩大黨更沒有對話的空間。近期的調查研究即顯示，兩黨支持者都會傾向和自己政治立場相同的人做朋友，而不希望在自己生活圈當中，聽到太多對手政黨的意見。這種同溫層效應不只在網路上，也落實到現實人際交往當中。
此外，調查研究也顯示，兩大黨的支持者在生活型態或居住偏好上也愈趨不同，譬如民主黨支持者比較偏好居住在方便的都會區，但共和黨支持者偏好居住在空曠的郊區。於是這次選舉各大電視台在開票時，我們往往看到很多州的地圖點開後，就是一大片紅（廣大的郊區支持共和黨），但其間有幾個藍色小區塊（人口密集的都會區支持民主黨）。換言之，傳統上區隔紅州、藍州的意義已經不大，就算是一向挺民主黨的紐約州或加州，內部城鄉的紅、藍差異也非常明顯。而這次拜登之所以能夠拿下長期屬於共和黨欄位的南方喬治亞州，靠的也幾乎是近年亞特蘭大都會區快速發展，新興企業所帶來的都會人口。
總之，美國政黨極化的發展，使得美國民眾從意識型態、認知、甚至情感面都更加分化，進一步不信任對手政黨，甚至不信任民主及原本的憲政體制。當始終有一半的民眾不信任原本民主憲政體制運作時，民主的危機將無可避免。大選後的美國，不就正面臨憲政上如何和平轉移政權的挑戰？
※資料來源：https://www.lepenseur.com.tw/article/514
台灣民眾對政黨的仇恨值有多高？(張佑宗教授見解)
美國政治學者Alan I. Abramowitz and Steven W. Webster兩人認為，過去40年來美國投票行為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的興起，選民對敵對政黨負面的情感，可以強化對於所屬政黨的忠誠，不需再用政策訴求與施政表現。負面黨性源自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也就是一個人對某團體的歸屬感，會影響個人的情緒、態度與行為。同一團體的成員會彼此偏袒（in-group favoritism），忽視對團體不利的訊息。對團體之外的人則具有敵意或偏差（outgroup hostility），無法理性對待他們。如果把民眾社會認同的對象，從種族、社會團體等換到政黨，這就形成我們所說的「負面黨性」，用非學術性的話來說，就是對政黨的「仇恨值」。
負面黨性是民主國家不可避免的現象
台灣不是例外案例，美國學者Shanto Iyengar等人發現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說對方虛偽、自私、思想封閉，都不願意進行跨黨派交流。Marc Hetherington and Jonathan Weiler兩人稱當前美國的政黨政治，有如「共和黨來自火星，民主黨來自金星」，使得「政治氣氛已經惡劣到讓他們（共和黨人）覺得票投民主黨就像是在叛國一樣」。根據加拿大學者Mike Medeiros and Alan Noël兩人的研究，他們以美國、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四個盎格魯薩克遜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分析負面黨性、團體認同、意識形態、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發現負面黨性並非單純只是政黨認同的對立面，而是擁有自己的結構與模式，能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投票給某一政黨的決定，不僅取決於一個人長期以來對該政黨的認同，而且，還取決於他對敵對政黨是否有著強烈的負面看法」。Nicholas J. Caruana等人分析加拿大2008和2011年的選舉，發現負面黨性會降低選民投給討厭政黨的機率，同時也影響投票率和政治參與程度。德國學者Sabrina J. Mayer 分析歐洲17個多黨制國家，結果發現負面黨性確實會影響歐洲民眾的投票行為，不管是兩黨制或多黨制國家，選民對其他政黨的敵意，確實對選民的投票行為有獨特的解釋力 。
※資料來源：節錄自https://rwnews.tw/article.php?news=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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