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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心態管理

(一)首先,是準備心態上的正確認識。相信許多學員在初學行政學時,除了感到新奇之外,一些錯綜複雜的組織、管理概念,有時還真的令人有如霧裡觀花一般,整理不出一些頭緒。其實,行政學中的理論或管理技術,其背後有許多的基本原理與體系架構在支撐它,因此,在正式進入這個「叢林」之前,實有必要先從「空中鳥瞰」,以免知識零碎化。換言之,能否掌握老師第一堂的精髓,往往是日後能否事半功倍之關鍵。

(二)其次,就教材部分而言,所有補習班的上課講義儘管搜羅萬象,不過卻都有「速成」的缺憾。建議初學者可以在行有餘力時,以空大出版之《行政學》做為課前主要預習對象,較周延地掌握理論發展的上下脈絡。

(三)最後,在掌握正確學習方法之後,「信心」是準備國考最重要的無形資本,也是避免受軟紅十丈紛擾的重要防火牆。

貳、公共行政理論的典範變遷

(一)典範一:官僚型模行政理論

官僚制行政理論事實上包括兩個時期,一個是傳統公共行政時期,二是行為科學時期。

1.   傳統的研究途徑大約是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具有獨立意義的公共行政學,其主要目標是追求效率,並且認為可以通過科學的方式建立高效率的組織。其主要的觀點包括:政治與行政二分,該觀點隱喻政治可以從行政中分離;一般管理取向,該觀點隱喻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具有同一性;對世界和人採取一種機械式的看法,該觀點隱喻行為可以通過激勵與報酬操縱;行政科學,該觀點強調科學之可能性;集權化,該觀點認為組織應該採取集權化方式管理;法律性和規範性的研究,強調從制度和組織的角度進行研究;政策和執行分開,強調公共行政是執行政治設定的政策。

2.   20世紀40年代,席捲政治學和其他學科的一個趨勢是建立人類行為科學,這一思想對行政學影響也很大。行為主義並不關注政治與行政二分法,他們主要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組織、以便建立高效能的組織,理性主義是其核心思想。其核心思想和代表人物包括:研究實際的行為,這種研究關注管理者“做什麼”,以及為什麼做,而不太關注管理者應該做什麼。其主要觀點包括: 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管理,我們需要研究實際行為;一般管理取向,認為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具有相同性;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社會科學應該效仿自然科學,非常信奉科學的方法;事實和價值二分,認為事實可以從價值中分離;關注組織結構和組織管理;描述性而不是規範性研究,認為主要目標是描述管理和組織的事實;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占住了政府研究的核心地位,這種方法是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

(二)典範二: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行政起源於1968年的明諾布魯克會議,這些學者認為應該重新思考政治與行政、事實與價值、效率與平等、等級制與參與這些問題。新公共行政運動與其說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的挑戰,還不如說是為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問題,但並沒有給出這些問題的答案。新公共行政主要強調平等、過程、責任和支持,它主要是反對行為主義。具體而言,新公共行政的主要內容包括:強調組織的人性方面,反對理性主義;主張政策建議,認為官僚有義務成為政策建議者;參與性官僚制,認為組織成員應該參與決策;代表性官僚制,組織的組成成分應該反映種族、民族和社會的組成;顧客代表,認為官僚制必須尋找他們的委託人;公共行政的正統學派,該學派強調政府制度包括官僚制是社會的主要治理形式,強調政府的積極作用;政策與行政的不可分性,反對政策與行政二分法。

(三)典範三: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它是與西方國家的行政革新緊密相聯繫,有人稱之為“企業型政府”,“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後官僚主義”。其核心思想和主要觀點包括:公私界線的重新反思,認為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雖然有很多不同之處,但是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政府可以效仿私人部門;政治與行政二分法的重新反思,政治使得管理更加復雜,行政應該以績效為主要取向;重塑政府,奧斯本和蓋伯勒提出此概念,主要是為了更好地提高政府的效率;結果導向型政府而不是過程導向型,主要是平衡效率和其他方面的考慮;績效測量,主要是尋求使政府更富有效率和責任;民營化,主張更多利用私人部門生產公共物品,主要代表人物是薩維斯。

(四)典範四:民主行政

民主制公共行政理論主要由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者歐斯壯在《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一書中提出。 歐斯壯 教授認為,在美國建國時期,就產生了與官僚制行政相對的民主制行政的理論。漢彌爾頓和麥迪遜等人寫作的《聯邦黨人文集》就闡發了權威分散和交疊管轄的政府體制。究言之,要使公共行政學的知識有利於而不是有害於公共行政的實踐,我們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公共行政研究的思想基礎,重新反思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所內含的典範的不足,並提出替代的方案。正是基於這一思路,歐斯壯詳細地探討了美國公共行政學的思想危機,反思了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主流,探討了當代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對公共治理問題的研究,概括《聯邦黨人文集》和托克維爾對於民主制行政的分析,認為公共行政學必須在官僚制行政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研究,公共行政的實踐也必須在官僚制的基礎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的實踐。
(以上根據毛壽龍教授作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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