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的小宇宙日常

一國民主品質的高低實與其「善治」（Good Governance）程度密切相關，而所謂優良治理的指標可羅列如下：

1.   正當性(legitimacy)：

它指的是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它與法律規範沒有直接的關系，從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legal)東西，並不必然具有正當係。只有那些被一定範圍內的人們內心所體認的權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學中所說的正當性。正當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便越高。取得和增大正當性的主要途徑，是盡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識舊政治認同感。所以，善治要求有關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協調各種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動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認可。

2.   法治(rule of law)：

法治的基本意義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準則，任何政府官員和公民都必須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直接目標是規範公民的行為，管理社會事務，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但其最終目標在於保護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法治與人治相對立，它既規範公民的行為，但更制約政府的行為，它是政治專制的死敵。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沒有健全的法制，沒有對法律的充分尊重，沒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會秩序，就沒有善治。

3.   透明性(transparency)：

它指的是政治訊息的公開性。每一個公民都有權獲得與自己的利益相關的政府己的利益相關的政府政策的訊息，包括立法活動、政策制定、法律條款、政策實施、行政預算、公共開支以及其他有關的政治訊息。透明性要求上述這些政治訊息能夠及時通過各種傳媒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夠有效地參與公共決策過程，並且對公共管理過程實施有效的監督。透明程度愈高，善治的程度也愈高。

4.   責任性(accountability)：

它指的是人們應當對其自己的行為負責。在公共管理中，它特別地指與某一特定職位或機構相連的職責及相應的義務。責任性意味著管理人員及管理構由於其承擔的職務而必須履行一定的職能和義務。沒有履行或不適當地履行他或它應當履行的職能和義務，就是失職，或者說缺乏責任性。公眾，尤其是公職人員和管理機構的責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在這方面，善治要求運用法律和道義的雙重手段，增大個人及機構的責任性。

5.   回應(responsiveness)：

(一)   心態調整
帶著南部某國立大學政治系的光環踏進補習班，大家對我的期許特別高，然而，我卻很清楚自己在大學四年，因為輔修經濟的關係，在政治系的學業並非理想，再加上出社會工作3年多，該忘的都忘得差不多了，除了用盡全力補足外，沒有其他辦法。在公職這條路上，唯一能與他人較勁的是努力的程度。
因為經濟因素我報一年班，白天必須在學校代課維持收入，所以我能利用的時間有限，也因此唸書的方法以及時間分配管理對我而言很重要。我告誡自己，不要讓工作成為自己偷懶的藉口，否則將會本末倒置。

(二)   唸書方法
1、上課部分
(1)預習：因為代課不大能課前預習，但有空還是得盡量看。
(2)上課：專心聽講及做快筆筆記，不懂的地方馬上做記號並紀錄當下錄音的時間，中間下課即 向 老師請教，若沒有輪到，則自己思索找尋答案並於下次上課再請教老師確認思考方向正確與否，千萬不可以讓問題持續的存在!
(3)複習：今天的課程，三天內複習完畢並將筆記於複習時做完整，因為考前看熟 黃靖 老師的上課筆記很重要。
2、作業部分
老師指定的題目，於下次上課前我一定會練習幾題，沒有練習到的題目至少也要擬出大綱，(進程大概是翻課本抄閱->半抄半寫->闔上課本寫->計算時間寫)，不斷模擬考場上的反應能力，如此交出去的作業才能知道問題所在。

「馬總統二○一二會連任嗎？」「民進黨立委補選7ＵＰ？」總有人希望早一步知道答案，愈來愈多政治觀察者把眼光從民調轉向「未來事件交易所」。

政大預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童振源表示，「未來事件交易」的正式名稱是「預測市場」，一九八八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幾位 金融系 教授發明，基於「價格可以充分反映資訊」的信念，把即將發生的事件當作「商品」，玩家以點數在網站上交易，若認為最後發生的機率高，就以高於市場價格（點數）購入期貨，反之，就拋售手上期貨。

把事件當商品交易，或許有點難以想像，童振源舉例：股票指數，是經濟重要指標，但指數其實是「眾人交易的結果」；未來事件交易所也是「集眾人的智慧，預測事件的結果」。

用「預測市場」預估台灣選舉結果，政大並不是最早的，愛荷華大學「電子市場」在一九九九年針對隔年台灣總統大選發行了兩組合約：第一組預測誰會當選，第二組預測三位主要候選人的得票率； 三月十六日 收盤時，陳水扁當選機率預估是百分之五十五、宋楚瑜三十八、連戰二十八，和結果完全相符。

第二組合約，收盤預測陳水扁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九、宋楚瑜三十七點五、連戰百分之二十六；後來三人的實際得票率分別是百分之三十九點三、三十六點八和二十三點一，準確度很驚人。

政大未來事件交易所二○○六年針對當年的北高市長選舉，二○○八年的總統選舉、去年的縣市長選舉和幾次立委補選，當選人預測正確度百分之百。二○○七年立委選舉，命中率百分之八十五。

四席立委補選，未來事件交易所大多不看好國民黨候選人，國民黨秘書長金溥聰批評這是不具科學性的網路民調。童振源回應，預測市場並非民調，民調是透過抽樣推估母體的訊息，而預測市場的價格，反映市場上主動參與的玩家對事件發展的共識。

他說，市場預測法的參與者是以自己掌握的資訊來參加，答對了就有點數或金錢進帳，答錯會有損失，追求正確的動機，遠超過一般民調。

候選人陣營會不會利用「期貨部隊」操作價格打壓對手？

童振源表示，交易量少的合約，的確看得到人為操作的痕跡，但只能在極短時間內拉抬或壓低價格，馬上又會回到平均線，因為「絕大部分的玩家，還是以賺點數為目的」。

如果朱立倫決定參選新北市長，蘇貞昌也就必須競選新北市長，別無選擇。但是，倘若朱立倫不選新北市長，蘇貞昌反而可有參不參選及選台北市長或新北市長的抉擇空間。

相對而言，由於蘇貞昌可能參選，朱立倫似乎也沒有不參選新北市長的餘地。

這是博弈理論中「囚徒兩難」的典型情境。囚徒的兩難情境是，甲乙兩囚徒至少面臨四種相互對應的互動發展：甲乙皆招認，甲乙皆不招認，甲招乙不招，或乙招甲不招；因而亦衍生了對甲乙利害殊異的多種不同後果。如今，蘇貞昌與朱立倫二人，在各自參不參選及蘇貞昌選台北市或新北市的相互對應抉擇上，也將對二人分別產生利害殊異的不同後果。

如果朱立倫選新北市長，蘇貞昌就不能不應戰。因為：一、這形同朱立倫向蘇貞昌叫陣，蘇不能示弱；二、蘇若不選，而將新北市「奉送」給朱立倫，蘇的政治生命亦告結束。反過來說，倘若朱立倫不選，蘇貞昌反而有較大的騰挪空間。他有可能改選台北市，由民進黨其他人選與周錫瑋競逐新北市；基於同樣的道理，他也有可能根本不參選，因為也許不是非他不可。

相對而言，倘非蘇貞昌可能參選，朱立倫也就不必參選；甚至即使想選，也無擠下周錫瑋的理由。但是，現在蘇貞昌表態要選，朱立倫既被藍軍相中，就沒有推辭的餘地；他甚至在另一「囚徒」蘇貞昌正式招供之前，就應表態參選新北市的立場，以免陷於被動。這是一個「囚徒兩難」的循環弔詭：先是蘇貞昌迫朱立倫別無選擇，現在則是朱立倫迫蘇貞昌別無選擇。

朱立倫已由被動轉為主動，蘇貞昌則由主動轉為被動。朱立倫可能參選的消息漸趨確定後，蘇貞昌的言語透露了他的心境：一，蘇貞昌說：朱立倫參選，可見國民黨只想贏；然而，哪有選舉不想贏的？二，蘇貞昌又說：朱立倫是空降人選，但若以朱立倫由桃園縣「空降」新北市，較諸當年蘇貞昌由屏東縣「空降」台北縣如何？

蘇貞昌說，他的原本志願排序是：一、不選；二、選台北市；三、回鍋新北市。這當然只是「放話」，目的在想留住周錫瑋，排除朱立倫。如今，朱立倫倘若決定參選新北市長，蘇貞昌的志願排序即告作廢，他必須投入新北市之戰，別無選擇。

原本蘇貞昌參選台北市的可能性未必沒有。因為：一、以郝龍斌的特質，蘇貞昌較有操作藍綠統獨議題的空間；也就是說，郝龍斌與蘇貞昌的「政治頻道」比較接近，選戰較易激起火花。二、蘇若投入台北市之戰，勝是大勝，敗亦猶榮，皆較易轉軌至二○一二年總統大選。

但是，如今蘇貞昌已被迫回新北市面對朱立倫的挑戰，情勢亦已丕變：一、蘇貞昌近日的聲勢，是因周錫瑋被民粹化地過度貶低，而相對映襯出蘇貞昌被民粹化地過度抬捧。然而，蘇的形象在與朱立倫形成對照時，是否仍有此種優勢，卻是未定之數。二、更關鍵的因素是，朱立倫與蘇貞昌的「政治頻道」差距較大；蘇貞昌若想以民進黨那套藍綠統獨作為拿手好戲，恐怕在朱立倫身上起不了多大的效用。

面對朱立倫，蘇貞昌不能輸；輸了，蘇的電火球神話就破滅了。何況，蘇貞昌即使贏了新北市長，也有問題，因為蘇貞昌屆時勢必要辭市長選總統，但總不能將新北市的市長補選，叫市民「還朱立倫一個公道」，再選朱立倫當市長罷！倘若如此，蘇貞昌會否面臨丟掉市長且選總統又無望的局面？

上旬，美國新興政治力量「茶黨」（Tea Party）在田納西州納許維爾召開首次全國代表大會。入場券高達美金五四九元（台幣一萬八千元），可是不少人擠破頭要參加。一位女士從西岸加州趕來，在場外奔波五小時，終於弄到入場券，她形容：「那瞬間，我就像狗啃到骨頭般開心」。

茶黨有這麼大魅力？不妨看看幾個集會的數字。加州首府沙加緬度，一萬人；喬治亞州亞特蘭大，一萬五千人；德州聖安東尼奧，二萬人。去年 四月十五日所得稅申報截止日，逾一百萬人在各地響應茶黨號召上街頭。

上月麻州聯邦參議員選舉更是茶黨的大勝利。共和黨人史考特．布朗從民主黨鐵票區異軍突起，原因正是成功運用茶黨對民主黨政府的不滿。

茶黨不滿歐巴馬，但也很難說他們效忠共和黨。若干茶黨的場子裡，共和黨的明星也遭到奚落。因為茶黨反對的大政府、高預算、高稅收，共和黨未必能畫清界線。

所以有些茶黨要角的口號是「兩黨一樣討厭」，「兩黨都欠罵」。當然，主政者總要承擔更多責任，歐巴馬上任後的振興經濟方案規模較布希政府更大，所以茶黨特別討厭民主黨。尤其歐巴馬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健保改革，更是茶黨的大敵。

茶黨也是美國歷史最久遠的政治名詞之一。一七七三年，波士頓居民為反抗英國統治者的高稅收政策，化裝為印地安人，把大量茶葉倒在港中，開啟美國獨立戰爭的先河，「波士頓茶黨」也成為歷史教科書必讀教材。

今日的茶黨起自去年二月。當時ＣＮＢＳ電視主持人桑特黎（Rick Santelli）在節目中問，政府搶救金融危機投下的大筆銀子，怎麼都化作雪花消失無蹤？政府愈來愈大，管得愈來愈多，效能卻愈來愈低，人民豈能容忍？因此他呼籲「茶黨再現」。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番言論竟然在全美興起風潮。

茶黨在納許維爾的全代會上宣布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要在各地推出廿個候選人，投入國會期中選舉。儼然是民主、共和兩黨外的第三勢力。

茶黨沒有全國性的領導人，沒有組織，甚至沒有黨綱，卻風起雲湧，這不能不感謝網路。茶黨欠缺經費，美國幅員遼闊，很多地方的茶黨活動地點只是小圖書館、小酒館或民宅，但同志透過電郵互通聲息，利用網路舉行連線活動，還把活動影片放上YouTube、Facebook。

茶黨也很擅長挑時機。 四月十五日報稅日是一例，另一次活動則是去年 九月十二日 ，當天正逢周六，且是九一一紀念日隔天，而九一一正是政府職能擴大、人民自由受限根源之一。

紐約時報報導，向來以電子製造業和運輸業見長的新加坡，最近計劃師法倫敦和紐約等大城市，在未來十年積極發展文化藝術，甚至轉型成藝術交易中心，要用軟實力驚豔全世界。

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已將藝文活動類列為重點目標，由政府和民間領袖組成的經濟策略委員會（ESC）日前更建議政府，未來十年內也應將「領先的文化首都」和「獨特的全球城市」列為前三大優先施政方針。

ESC說，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全球城市，成為亞洲商業、文化和創意的匯聚之地，這就是競爭力和成長力的來源。

2005年至2008年間，星國政府對藝術的補助金額已由5,510萬星元倍增至1.103億星元（7,850萬美元），未來還會繼續加碼。

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2007年報告，在藝文活動上每投入10億美元，可創造7萬個全職工作。

目前星國政府已延攬50歲的魯道夫（Lorenzo Rudolf）負責藝術展覽「藝術舞台新加坡」，訂明年1月在即將開幕的濱海灣金沙度假中心舉行。

新加坡也有意發展成亞洲的藝術交易中心。由於近來全球兩大拍賣業者佳士得（Christie's）與蘇富比（Sotheby's ）先後撤出新加坡、將重心移往香港，ESC建議星國政府檢討稅務等政策，以提升在藝術交易上的競爭力。

政府已預定5月啟用專門儲存高級藝術收藏品的自由貿易區自由港（freeport），屆時這個至少可儲存30億美元藝術資產的區域，將吸引不少藝術貸款等財富管理業者進駐。

佳士得目前就已租下該處第一階段設施的40%儲存空間。

新加坡政府從1989年來已投資逾10億美元在建設這類設施，且還繼續規劃造價3億美元的國家藝術館等新建設。

究竟企業文化是怎麼回事？到底有沒有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很多文化研究牽涉的範圍很深也很廣，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先理解一下，「文化」到底是什麼？讓我用些簡單的概念來說明吧。

「文化」這個詞，出現的時間很晚，而且解釋的方式也很多。譬如說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就傾向把文化和文明這兩個概念混在一起談。他認為，文明的起源，其實是來自於社會試圖對部分人性的壓抑。

怎麼說呢？讀者試想一下，原始社會中，人類還沒有建立法律，一個部落若要延續發展，必須要對部落中某些人的某些行為有所限制。佛洛伊德認為，多數的原始社會至少會限制兩種行為——暴力與亂倫。這不難理解，在社會中，總有些人的體格優於一般人，可以很輕易的欺負別人，那麼，當然要對暴力行為有所限制才行，總不能任由某些人仗著體格優勢，到處欺負人吧。至於禁止亂倫行為，更是一個社會延續的重要因素，我想不需要多做解釋了。

後來，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把這個觀念更進一步的加以發展。根據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教授的說法，在當代社會中，壓抑大幅度地延伸。譬如人一出生，就必須接受文化的洗禮，告訴我們該遵守什麼，什麼該做，什麼又不可以做。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中，人們所感受到的壓抑就更巨大了，而馬庫色認為，這些對人類行為或是心靈的限制，大都是非必要的。

譬如說，我們朝九晚五、拚命的工作；我們幾乎無時無刻不受到商業廣告的洗腦，認為所謂的成就，意謂著富裕的物質生活；認為成功的人，就該買什麼車，就該買什麼房子；認為穿戴了某些東西，就會讓一個人獲得別人的尊重等等。

看看你周圍，現在是不是有很多人，努力工作存了一筆錢，然後去買個名牌包或某種奢侈品來犒賞自己？根據馬庫色的說法，這都是基於一種人性的壓抑，因為很多人似乎認為，個人的價值都是來自這些外在的物質，因此，為了得到他人的尊敬，得到社會的認可，必須拚命工作賺錢，好讓自己買得起這些名貴的東西。也有學者指出，現代人對名牌物品的迷戀，就像是人試圖穿戴上某種形式的制服，想像這些東西能讓自己進入另一個社會階層。

馬庫色直接質疑了資本主義對物質和人性的假設，並主張解放壓抑，後來間接促成了一九七０年代的性革命。這場性革命的最主要貢獻之一，就是讓人們開始接納人、文化和性的多元性，之後人們對同性戀的態度也逐漸轉變，女權運動也出現相當大幅度的進展。

當然，也許有讀者未必認同馬庫色的想法，但是這裡我想說明的重點在於：文化的起源，其實是「壓抑性」的，是規範人的行為和想法的一種重要產物。就像魯迅在作品中曾說過的一句話：禮教吃人。儘管現在很多社會已相當開放，還是有很多文明中的規範依然非常嚴苛——譬如很多中東伊斯蘭教國家對女性的壓抑，就是文化壓抑的一個典型例子。

企業文化，就是一種壓抑性的東西，因為它所要求的，是員工徹底的自律，要員工徹底把自己的利益放一邊，全然地接受企業的目標。請看看以下對話吧：

你有沒有想過：假如管理學真的有效，為什麼上班的人大都苦多於樂？為什麼我們會走到M型社會這步田地？為什麼管理學課本上所承諾的美好未來，幾乎從未在我們的生活中實現？更重要的是：你跟我，可以怎麼辦？

當代管理大師和企業管理者，很多人都認為知識管理是未來企業成功的不二法門。有位很有名的管理大師彼得．聖吉（Peter Senge），曾經出版過一本非常暢銷的書，叫作《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他算是最早把知識管理這個概念發揚光大的學者之一。他認為，一家成功的企業，必須是家「學習型組織」，必須具備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這包含了：

．組織成員間的對話、溝通、討論。
．解決衝突和慣有的防禦心：成員往往因為怕丟臉，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藉由成員間的互動，可以化解衝突，讓大家勇於提出意見，也有助於成員思索。
．團隊合作的學習行為：管理者要創造出有利於學習的環境，讓成員樂於分享知識。

彼得．聖吉創造了一大堆術語，譬如「深度會談」、「正念」等等，也引用了一些新物理學的名詞，譬如混沌理論、複雜科學等。他所提出的結論大約是說，西方的企業組織要學習東方的企業文化，要創造一個東方式——尤其日本式——的團隊學習環境。最後，再創造一個「典範」的移轉。這，就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型組織。

我建議你不需要真的花時間，去研究《第五項修練》（話說回來，今天大概也不會有多少人對那本書感興趣了），因為那本書充滿了對東方哲學的誤解。而假如你讀到這裡，對我所解釋的管理學有所領悟，應該就能發現到，彼得．聖吉的書，正好反映了一個管理學者對後官僚組織意識形態的嚮往。而後官僚式組織這個概念的流行，有一部分也是受到學習型組織的影響。

知識管理這個概念的流行，其實還有些其他的原因。我必須點出一個常見的誤解，因為，知識管理這個概念可絕對不是什麼管理學的新產物，而是源自於十九世紀的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派有個很重要的假設，那就是所謂的「邊際生產力遞減」法則。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解釋：假設我經營一家公司，有五位員工和一部機器，公司的資本額是一百萬。假如有一天，我希望讓公司的產量提高二十％，我只要多雇一位員工，就能達到目的。

但是，接下來假如我再雇用一位員工，整個公司的產量就未必能增加這麼多了，也許只能增加十％；等到我再多雇用一位員工時，產量甚至不會再上升了。這是因為，在其他生產要素——公司資本額、機器等——不變的情況下，每一項生產要素的投入，其所增加的產量是「邊際遞減」的。除非，我把公司資本和機器也比例式的增加，否則，單獨持續增加某個要素，所得的利益一定是遞減的。問題是，我的資源是有限的，當然不可能無限制地把所有生產要素，都按比例式來提升。

人類社會跨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我們熟悉的歷史座標逐漸模糊。作為後冷戰時期唯一超強的美國，其領導地位出現明顯的動搖；西方國家獨占歷史舞台的時代進入尾聲，非西方世界開始全面崛起；經濟自由主義一枝獨秀的時代也告一段落，強調國家對於市場進行必要管制與干預的思維重獲青睞。另外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全球民主化的動力明顯消退，各種有別於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活蹦亂跳，並在意識形態領域與民主思潮展開激烈的拔河。

　過去三十多年民主化的浪潮曾經橫掃全球；從本世紀開始，不少新興民主陷入掙扎的狀態，甚至出現民主體制崩解。

　當前許多新興民主政體出現危機，是因為這些國家實施民主的條件本來就很脆弱，缺乏穩固的民主信念基礎與多元社會環境；多數政治菁英只是把民主程序視為一種奪權遊戲，民主理念從來不是他們的核心價值。同時，在很多新興民主國家，多數民眾一開始總是對民主體制熱烈擁抱，並滿懷憧憬；但是當民主的實施經驗與他們的期待出現嚴重落差，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看不到轉好的可能性時，民眾對民主的信心開始動搖。一旦這些國家內部出現經濟危機，或是過去有利於民主體制運作的外部環境出現逆轉，民主體制就搖搖欲墜。

　不久之前，我在智利首都聖底牙哥參加了一場「全球民主動態調查」研討會，來自五大洲各區域民主動態調查的主持人都關注拉丁美洲的民主前景，因為這個地區的數據令人特別困惑。

　總部設在紐約的「自由之家」，最近幾年將許多左翼政黨掌權的中南美洲國家，從「自由」的評等調降到「部分自由」，原因是這些國家都出現政治強人，透過公民投票修憲，取消總統不得連任的限制，以及賦予總統大幅改造司法機關的權力。同時，強烈批評政府的新聞媒體受到壓制，選舉的公正性也遭遇反對黨的質疑。例如「自由之家」在二○○八年給予委內瑞拉的評等是：公民自由四分（最高為一、最低為七），政治權利四分，兩項指標在南美洲都是最低的。

　但是享有很高的公信力的「拉丁美洲民主動態調查」，在南美洲進行的社會調查的結果卻截然不同。在二○○八年，委內瑞拉公民支持民主的比例是八二％，在南美洲是最高的；委內瑞拉公民對於民主政治運作感到滿意是四九％，雖然只占民眾的半數，但在南美洲卻排名第二，要比該地區三七％的平均滿意度高出很多。

　為何「自由之家」認為委內瑞拉的民主出現明顯的倒退，而高比例的委內瑞拉公民卻擁抱他們自己的民主體制，而且仍滿意其運作狀態？最明顯的原因是，查維茲充分運用了新增的總統權力，以及新近收歸國有的土地與石油收益，讓大量具有原住民血統的經濟與社會邊緣團體，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基本生活保障與政治與社會地位提昇。相形之下，在一九九八年查維茲上台之前，雖然委內瑞拉已經實施了將近三十年符合形式要件的憲政民主，但是民主不曾矯正過既有的嚴重社會歧視與不公平問題。

　根據「聯合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經濟理事會」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七年十年間，委內瑞拉在兩項指標上於拉丁美洲名列前茅。第一，根據客觀的金尼指數，委內瑞拉在所得分配上改善的程度在拉丁美洲國家中表現最佳；第二、在主觀的所得分配是否公平的指標上，在二○○七年認為所得分配公平的委內瑞拉民眾要比一九九七年足足增加了四二％，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委內瑞拉公民所擁抱的是「社會民主」模式，這個另類民主模式與「自由之家」所推崇的「自由民主」模式，正在這個地區進行激烈的政治拔河。

　在可預見的將來，東亞也無法避免多種政治體制競爭的局面。日本的民主體制無力回應經濟停滯與人口老化的難題，泰國與菲律賓陷入嚴重的治理危機，印尼的民主轉型尚未竟全功。新加坡的指導式民主，與中國大陸的發展導向威權體制，度過了政治繼承與及全球金融危機等多重考驗，讓政治學者不得不重新評價其調適能力。下一輪政治體制競賽的重心，在於打造低碳經濟與因應巨型自然災變這兩大挑戰，何種體制能脫穎而出尚難預料。

作者：朱雲漢(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